牛达人全球专家共议全民健康覆盖路径：初级诊疗是关键，应鼓励仿制药“可及”

现阶段，作为推进全球健康公平、促进社会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全民健康覆盖（UHC）这一大议题应有哪些实现路径？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2025年北京会议（下称“会议”）于24日开幕。在今日（25日）举行的一场分论坛上，多位全球卫生健康领域资深专家、多国卫生部门负责人等人士就如何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探讨针对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新路径、新模式，并针对供应链调整、AI技术等变革提出具体建议。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此前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尽管各国艾滋病发病率有所下降、且47个国家消除了以往一直被忽视的结核病，但各国医疗卫生水平参差不齐；现阶段，全球仍有3.81亿人由于高昂的自负医疗费用而陷入赤贫，儿童疫苗接种率出现了3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死于结核病、疟疾的人数较于疫情前的人数相比不降反升。卫生健康领域的关键目标需要被正视。

全民健康覆盖

作为卫生健康领域的关键目标，各国应如何理解全民健康覆盖这一理念？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卫生部长卡马尔表示，要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一是要确保有足够的医疗设施供给患者使用，二是在提供医疗设施外还能确保给予足够的保护，也就是做好预防工作。

柬埔寨卫生部国务秘书约桑巴则称，全民健康覆盖有3个指标来衡量，第一，是医保覆盖率。现阶段，柬埔寨的医疗保险现已经覆盖约60%的本国贫困人群。第二，是医疗服务可及。目前柬埔寨已将约35%的卫生预算投入到了约85%的人群中。第三，是预防与培训。一些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年轻女性）宫颈癌等领域的专业培训是正在开展的工作。

联合国驻华代表处驻华协调员常启德泽则提醒称，非传染性疾病可能带来更严峻的健康卫生问题。他表示，在美国，仅有约10%的人群完全不需要接受任何医学治疗，而在中国，约有80%至90%的死亡均由非传染性疾病所导致。为解决可能持续发生的非传染性疾病的问题，初级诊疗系统的构建，生活方式的转变与风险因素（如糖、盐的摄入）等都需要去提升重视程度。

全民健康覆盖的实现路径有哪些？Resolve to Save Lives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主任费和平提出5个实现维度，包括：初级卫生诊疗服务的供给需要跟上，妇女与儿童应享有医学治疗的优先级，为最急需卫生服务的人提供最急需的医疗服务，对烟酒征税以应对非传染性疾病，以及提高医保的覆盖率。

“在全民健康覆盖还未能取得预期成果之前，我们要多从公共卫生存在问题出发，去考虑解决方法。”世界卫生峰会首席执行官卡斯滕·席克也为此提出三方面建议，第一，初级诊疗的能力匮乏，因此卫生医疗领域的金融投资需要加大力度。第二，一些政府、社会组织与私营企业合作，这就需要设置一定的“护栏”去确保获得公平的结果。第三，全球健康治理格局中，需要融入更多南方国家的声音和决策加入进来。

此外，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全民健康覆盖技术顾问组成员刘晓云也表示，一方面，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全民健康服务的可及性之外也要关注“质量”。以高血压控制为例，其不但涉及用药，还涉及生活方式、患者体验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会帮助患者获得高质量的健康服务。

“另一方面，卫生健康体系仍然要应对不完整和破碎的挑战。这就需要不同国家都要实现健康服务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包括要将社会组织服务、基础医疗服务、住院服务、门诊服务等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中医院、社区、预防、临床等角度的整合医疗服务同社区的医疗服务、预防性的医疗服务、临床的服务进行整合，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全民健康覆盖。”刘晓云说。

优化资源配置

对于一些技术、金融等资源较为匮乏的南方国家和地区，全民健康覆盖工作如何推进？如何应对供应链调整、AI技术等变化？

正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总部首席科学家葆拉所称，当下全球面临着多重冲突环境，多边合作由此变得更加重要。以艾滋病为例，过去，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有效合作与沟通下，艾滋病的感染情况已经下降了约40%，这比2010年高峰期要下降很多，但是过去两年的变化却并不大。

葆拉坦言，有充分的数据可以证明我们在这一领域有良好的应对能力，一些转变性的技术也正在治疗和帮助到上述这些脆弱人群；但现阶段，技术的公平、可及，仍然受限于有限的资金和资源。

“我们也要确保一些仿制药能被一部分人群使用到。”全球抗生素研发合作组织副执行主任彼得·贝耶认为，实际上，从药物供给领域来讲，有些艾滋病创新药物已经存在，但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能用到，因此，中国、印度的仿制药就非常重要，通过与一些原料制造商的贸易合作，就可以找到更为经济、有效的方式，来推动药物的生产，抗生素也可以参考这样的逻辑，“这其实是一套机制，比如保证疫情暴发时我们能确保药物能够自由流动，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去推动这一机制的落地。”

如何应对供应链调整、AI技术等变化？为此，费和平表示，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是机遇也是风险。一方面，卫生工作人员在新技术的赋能下被更多地“赋权”，且能通过远程医疗帮助更多偏远地区的基层卫生机构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再生能源如清洁水源体系的打造可以更好地用来管理地震、疫情，以此打造更有韧性的卫生健康系统；有中低收入国家过去经历过水质污染，他们的经验可以借鉴。

费和平还建议，各国政府需要在关注自身战略的基础上设置好各项战略的“优先级”，并且定期公布优先战略和事项清单以及相关进展；同时，各国之间的信息共享也很重要，信息共享才能进行项目的更深层次推广，从而继续实现共识。

卡斯滕·席克也表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气候变化、卫生健康、供应链这3个问题息息相关，气候变化引起疫情，疫情则会带来供应链的变化，“因此，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思维方式的转变。之前，我们更多地是用垂直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比如发现一种疾病、深挖下去消除疾病，未来，我们需要更全方面的横向思考，以及采取更多自下而上的方式，让基层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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